内容摘要：风向标-你加一把锁，我勒一道绳”—行政壁垒多，市场分割多，关起门来搞发展多，区域协调顽症常受诟病。
8月8日 《人民日报》头版刊发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栏文章，内容直指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面临的种种问题。
京津冀行政区经济与经济区经济的纠结，给京津冀的一体化带来巨大的障碍。《人民日报》文章提到，30多年前，就有了首都圈的概念，但三地似乎总是捏不到一块。京津冀区域规划编制10年前启动，至今依然“待产”。
今年2月底，中央确定把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要国家战略。《人民日报》甚至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定义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或许将成为打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把钥匙。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启动之际，北京青年报记者近日以蘧家磨村和郑家磨村作为样本，揭开两个村庄因地处不同的行政疆界所造成的种种差距。
一条公路分割了两个村庄，也分割了两种命运。
河北省涞水县蘧 （qu，三声）家磨村，跨过村东头的一条马路，就是北京。路东的房山区郑家磨村，是村民们多年来艳羡的对象。
“这边饮水靠打井，那边自来水通到户；这边护林苗木补贴一亩才300元，那边3500元；这边村支书月工资400多，那边1200多，这边每月养老金55元，那边涨到了350元……”一路之隔，恍若两个世界。蘧家磨村的村民们每次谈起路东的人家，总不免唏嘘。
两村最近处相隔百米
宛如两个时空
这是一个从北京的东三环驱车向西只有2个小时车程的地方。
这里有两个村庄，一个村子有186户人，一个村子有183户人，俩村都带有一个“磨”字，相传因出石磨而得名。
两个村的分界线是一条乡间路。这条路也是界路，路东侧是北京市房山区，西边则是河北省涞水县。
这边是北京大石窝镇的郑家磨，那边是涞水县石亭镇蘧家磨村。两个村庄的民房最近处仅相隔百米。
从马路的两边看去，村容村貌却宛如两个时空。
郑家磨村口，一块LED屏幕上滚动播放着“郑家磨村欢迎您”的红色字体，村外种植着成片的林木。村里的柏油马路最近重新铺过，每天还有人清扫，因此平整而干净。主干道两侧数百米长的汉白玉栏杆，令人赏心悦目。据一位曾在村委会任职的村民讲，汉白玉栏杆每米的成本就要600元，仅此也可以看出郑家磨村的富裕程度。
蘧家磨村是涞水县的贫困村，临街的外墙统一刷成明黄色，墙上还写上“共享扶贫成果”等标语。
在村民的记忆中，路两边的差距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到了2008年奥运会前后，北京的新农村政策力度越来越大，两个村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同蘧家磨村仅一路之隔，为什么郑家磨村这么富裕？一位郑家磨村的村干部告诉北青报记者，村里并没有矿山和企业，郑家磨村的富裕一方面得益于前几年的北京新农村建设以及惠农政策，还有就是近几年村里赶上平原造林、京石二高速修路等多项大工程占用村里土地，用于占地补偿的钱一下子多了起来。例如平原造林占用了290亩农民的土地，政府按每亩每年1500元的标准补偿给农民，并保证30年政策不变。此外，不少失地农民成为村里的护林员，每月能领到500元的固定工资。
相比之下，以山楂为主业的蘧家磨村却没有这么幸运。随着山楂产量过剩，价格暴跌，蘧家磨村回归贫困村的行列。2012年以前，村里还是土路和土坯房，全村186户，有170户人均收入在贫困线以下。那时，“邻居”郑家磨村早已盖起新民居，铺上柏油路。
73岁的王绍江和老伴张树芝因为困难，没钱盖新房，院里唯一的一间新房是当年小儿子结婚时盖的婚房。
老两口住在上世纪70年代的老房里，横梁上铺着苇草防止漏雨，白纸糊的窗户已经发黄。时间仿佛在这间不大的屋子里凝固，一张八仙桌的横梁上写着“为人民服务”，这是1964年“破旧立新”时的产物，一直用到今天。床边的一口灶台早已熏黑，两个老人的午饭就是一盆熬倭瓜。
屋里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和电器，唯一的一台电视机是王绍江从外面捡回来的，只有声音没有图像，平时的作用就是听听天气预报。墙上分别挂着有毛主席和习总书记头像的挂历，特别是习总书记旁边的“中国梦”几个大字格外闪亮。
王绍江和张树芝现在没有土地。8年前，村里种树占了他们家的一亩玉米地，每年补偿120元，一共给了960元。为了生活，老两口在院里养了十几头山羊，每年卖羊能挣不到2000元，这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
